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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報記者 張黎姣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12月09日10版）
　　楊姣攝
　　“一代人成熟的標誌是開始質疑和反思。70後到了開始重新考慮問題的年齡，需要尋找歷史的縫隙和現實的疑難問題。”70後作家徐則臣，歷時6年完成45萬字的小說《耶路撒冷》，就是想認真地回顧一代人的精神歷程。
　　《耶路撒冷》聚焦在出生於1970年代的中國年輕人身上，選取其中典型性的代表，通過對他們父輩以及自我切身經驗的描述，深入地探尋在疾速的現代化、城市化進程中一代人的精神脈絡，探尋他們的焦慮、疑難與出路，以呈現中國最近30年社會重大轉型時期里，“一代人的心靈史”。
　　在《耶路撒冷》中，“到世界去”被書中的不同人物反覆提起，這也成為一個精神符號。
　　“可能因為局限在一個地方，反而會對外面的世界有更多想象。無形中促使你產生到世界去的欲望。這麼多年我生活的軌跡也是不斷向‘世界’走去。”徐則臣這樣說。
　　“必須到世界去。‘到世界去’成了年輕人生活的常態，最沒用的男人才守著炕沿過日子。”《耶路撒冷》這樣寫。
　　在徐則臣看來，1970年代生人，經歷了中國的轉型、鄉村的變革，他們經歷了鄉土社會比較漫長的渙散和解體的過程，看到社會發展粗糲的一面。相比上一代人，他們更敢於到世界去，這是一種精神需要。
　　《耶路撒冷》記錄了一個名為老何的人物。他對兒子的教育是：我不允許你就不能做。
　　“他沒有意識到，今天這個時代已經發生變化了。鄉村的一些倫理和風俗不能阻礙年輕人闖世界。”徐則臣如是說。他認為，鄉村中的倫理已經開始發生變化，有些東西是守不住的，並且在今天快速變化的世界，守恐怕沒有意義，最後只能做一個殉葬品。
　　然而，“世界”究竟是什麼？
　　徐則臣說：“年輕時，覺得更廣闊、空間更大的地方就是世界。多年以後，你想追求內心最為安妥的地方時，那個世界可能是故鄉。故鄉和世界的關係是不斷置換的。也許找了一圈，世界就在家門口。”
　　世界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。在徐則臣看來，它已經由絕對的地理空間，變作心理空間。“到世界去”就是要抵達內心最安妥的地方。
　　徐則臣認為，70後以及更年輕的人對家鄉的情感發生了變化。“離開故鄉後，即使是與過去的鄰居、親朋好友，都會在文化上、生活上產生隔膜，就像魯迅在《故鄉》中寫到的迅哥與閏土之間的隔膜，加上長久的歲月造成的陌生感，甚至會讓你有點難為情”。
　　剛離開家鄉那些年，徐則臣回老家時，都從村後面的小路繞道回家，因為路上人少，不需要跟太多人打招呼。需要打招呼時，也幾乎是“逃竄式”的。“我能感覺到差異和隔膜。儘管大家都很好，而且儘力做出‘和解’的姿態，反而這種‘刻意’更讓人不舒服，實際上你與這個地方已經格格不入。”徐則臣認為，很多從農村出來的年輕人，都能感覺到，鄉村的倫理正在發生變化。
　　“我們這代人不能像1950年代、1960年代生人那樣坦然、坦蕩地迅速跟故鄉‘接上頭’。因為他們在骨子裡就與故鄉建立了血脈聯繫。而我們離開後，與故鄉的關係迅速變淡。”徐則臣認為，這種感覺需要建立在對鄉村的認同和共識之上。
　　徐則臣常考慮70後的處境和問題。“在談當代文學的時候，往往會從50後、60後作家，直接跳到80後作家，為什麼70後被大家忽略了？”與成長於網絡時代的年輕寫作者不同，徐則臣認為，“70後對‘意義’更看重，可能更年輕的作家或網絡作家，覺得點擊率更重要，‘鏡頭感’更重要。”
　　“70後作家已慢慢感受到一些比較重大的問題，並嘗試寫出來，但他們不會製造話題，都是沉默著在寫。換句話說，他們不會經營自己。”當然，徐則臣覺得這是好事兒，他們實打實地堅持寫作，再過幾年，一定會被讀者發現。
　　“年輕一代的作家，他們看到的社會是安然的，感受到的是‘平滑’，對社會轉型的急剎車、猛拐彎沒有感覺。世界就在他們的內心，他們所想即是世界。”徐則臣說，70後卻能在個體與大時代之間找到平衡點：既看見社會變革，又不取消個體的獨立性。
　　《耶路撒冷》就是關註大時代下個體的命運。無論是“到世界去”還是“回到故鄉”。他說：“我想認真地看看這代人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徐則臣：70後要“到世界去”）